任劍濤：今年我投入精力最大的一件事是召集“比較文明再思考”文化沙龍。這個沙龍已經是第二季了，首季的主題是“中華文明再出發”。一季為一個年度，由我主持，每月邀請兩位專家就一個主題閑聊。原本由騰訊文化主辦，今年運作不暢，只好與一家大學合辦，形式上也改成了學術講座。每一期主持人與兩位專家先各講15到20分鐘，再與網上報名的參與者對話一個小時。形式活潑、內容豐富。不求宣示真理，但求開放對話；不求形成共識，但求有所收獲；不求形式講究，但求生動有趣。兩年下來，線上線下的反應良好。盡管也招致了一些質疑、批評，甚至是謾罵，但總體上有利于形成就問題展開良性對話的理性氛圍。

之所以花不少工夫去做文化沙龍，是因為近幾年中國社會的疾速變化，讓人心生焦慮，催促人克盡個人綿薄之力，去營造一個避走極端、理性對話的文化氛圍。一些人面對國家取得的成就，便孤芳自賞起來，不僅拒絕了解其他文明、文化的歷史成就和巨大貢獻，而且將中國的歷史文化與社會發展悉數歸之于自己的努力。他們無視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乃是中國向全世界開放的結果。面對這類想法，怎能不努力與人對話，以期促成一種維護開放的社會心態呢？為此，明后年，我還打算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繼續與有關機構合作，邀約相關專家，開展“人類文明再審視”和“現代文明再估量”兩季文化沙龍活動。

您認為，2019年在政治學領域有哪些重要的人物/事件/趨勢？

任劍濤：這一年在我的政治學大專業領域里，就國內而言，實在說不上或不好說有啥重要的人物、事件與趨勢。就國際而言，國際社會中發達國家的“退群”與“建群”，是我高度看重的事情。不過按照專業分工，那似乎是國際政治專業領域的事情，所以我只能表示好奇而已。

在我的政治學理論專業領域，我覺得值得一提的是這門學科的發展趨勢：愈來愈狹小的圈子，愈來愈生硬的發聲，愈來愈不受待見的處境，愈來愈摸不著的專業方向，愈來愈不清晰的專業邊界，愈來愈下滑的專業聲望，愈來愈不清楚的發展前景，愈來愈強烈的專業生存危機。這些“趨勢”，略略有點危言聳聽，也有可能說得還不到位，但一種在中老年時刻可能需要改行的想法漫上心頭，卻是我個人心態的真實寫照。

那么在您看來，是否有一些重要的趨勢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

任劍濤：今年在我的大專業領域中，最不應該被忽視的是國家發展新趨勢。在全球烽煙四起的貿易戰中，國家利益是否受損受到貿易戰中的國家領袖與普通民眾的高度重視。但由此浮現的一些國家發展新苗頭，卻不大為人注意，甚至往往被人無視。“零關稅、零補貼、零壁壘”的“三零”國際貿易主張，一般只被當作解決國家貿易糾紛的臨時性辦法。殊不知這中間可能存在引發國家結構重大轉型的動力。自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以來，人類已經對建立在關稅、補貼與各種壁壘基礎上的國家形態習以為常了，以為那就是亙古以來的國家既定形

式。其實，國家結構從來都不是穩定不變的，尤其是后發國家的國家結構更缺乏穩定性，如何在這種處境中登高望遠、預見未來，可能是今時今日各個國家都需要下的大功夫。惜乎國人對這樣的變動必然性感知不敏，幾乎還在一種舊態硬化的思維中應對時局：要么在1648年形成的國家體系中思考問題，并在此中設計種種毫無歷史預見性的國家對壘方略；要么在中國歷史既定的國家形態中打轉，認定古人已經一錘定音，敲定了當下國家和國家社會的出路。這種心態不變，可能貽誤中國未來。

請您談談明年的研究計劃，會特別關注哪些方向？

任劍濤：由于學術研究的外部條件顯著趨緊，我從今年開始已經明顯轉向思想史研究。明年我給自己確定的研究任務是完成三卷本的現代政治思想史清稿任務。三卷書，第一卷的主題是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以“難產的現代”為問題軸心，回顧中國現代轉型的三百余年處境中古今中西對峙所導致的現代進程遲緩。第二卷的主題是西方現代政治思想史，以“博大的現代”為問題軸心，闡述“站在巨人肩上”的現代何以能夠納傳統于現代、塑現代成多元。第三卷的主題是當下的政治思想演變，以“矚望的現代”為問題軸心，分析國家結構、人工智能正在促成的政治世界翻天覆地的大變化，以及由此引發的政治思想的驚人變化。不過，一年之內也許無法完工，那就順推一年再一年，“好事不在忙上”！

任劍濤：由于出版業的收緊，今年還真沒有一讀就覺得眼前一亮的書。因為受朋友邀約為一個讀書會講讀《保守主義思想：從伯克到艾略特》，這本書算得上是一部讓人深受啟發的著作了。雖然很難說寫得超出意料的精彩，但總算對英美國家的保守主義思想進行了清理，志在“賦予保守派以身份”，由此凸顯了保守主義的精神宗旨。這對坊間流行的保守主義，可以說是一個有力的回應。它可能很難再讓人在保守主義的名義下，申述一些其實是反保守主義，尤其是反英美式保守主義的古怪想法。有念及此，也有點讓人眼前一亮。